周末读史丨何平：转型期明清中国货币的结构性使用方案及其局限

导读

《IMI财经观察》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平在《经济思想史学刊》杂志发表文章，从中西比较的视角，以本位制和信用货币制度为参照，考察与转型期的西方处于相同时期的明清中国在铜钱、纸币和白银货币的组合使用上的思想及局限，从货币思想及政策方案上探讨中西分流的路径；同时，考察中国在 18 世纪陷入中西分流落后一极在货币制度设计的微观层面及其映射出来的宏观层面国家制度建设上的缺失和原因，以传统中国的思想材料丰富我们对于货币理论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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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世界历史走向真正的全球史, 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与此相应, 自15世纪开始, 西方在货币领域开启本位制度和信用货币制度的建设, 向近代货币体制转换, 成为近代完备的金本位

和信用货币制度的先导。在西方社会转型和货币转型的国际背景下, 被动纳入全球化体系的明清中国, 在货币制度的建设上如何因应抉择, 是关乎清朝乾隆年间定型的中西大分流中国处于落后一极的重要因素。本文拟以西方本位制度和信用货币制度建立的思想和实践为参照, 从货币思想史的视角, 考察明清中国的认识和应对。明清中国在货币形态选择和组合上的理据, 也可为回应今天数字货币热潮下货币选择的 “时代之问” 提供思想资源。

明朝万历九年 (1581) 的一条鞭法改革后, 白银成为全国统一货币, 传统中国流通的主要货币形态铜钱、 纸币和白银悉数登场。三种主要的货币形态, 都影响着明清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生活, 时常萦绕在明清思想家的脑际。他们关于货币问题的思考, 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第一, 从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来看, 铜钱、 纸币和白银各自存在怎样的缺点? 从货币的职能视角来看, 货币形态为何需要更替拓展, 货币形态的单一使用何以不能持久维持?第二, 三种抑或两种货币的结构性组合使用是否可行? 要使多种货币形态结构性组合使用可行, 应当设计怎样的货币使用方案? 以西方同时期的本位制方案为参照, 结构性货币使用方案存在怎样的不足? 第三, 国家与市场主体如何影响货币方案的性质和走向? 为何具有行政强力和政治权威的国家难有作为, 发行的纸币难以避免贬值的命运最终沦为废纸, 而民间商号、 钱庄的“会票” 类型的民间纸币却可以畅行无阻? 在信用货币制度建设上, 中国与同时代的西方存在怎样的差异?

鉴于此前研究文献尚未直接从这样的角度进行探讨, 本文拟围绕这三条主线, 通过解剖明清思想家关于货币问题的经典文献, 从西方货币近代转型的比较视角出发, 对明清中国货币选择的思想实验及其得失进行尝试性探讨,就教于学界, 祈望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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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货币形态的缺陷及其前景

有人或称，传统中国的货币使用体现出“恋铜情结”。这大致是受了中国历史上从公元前211年到1911年铜钱持久使用的影响。但是，伴随时势变迁和新的时代需要，人们对货币形态的看法因时而变。历史记录表明，唐人“恋铜”，宋人“爱楮”，明人“嗜银”! 我们不禁要问，唐人何以“恋铜”？宋人何以“爱楮”？明人何以“嗜银”？实际上铜钱、纸币和白银三种货币形态，各美其美，瑕瑜互见。我们不妨来看明代及其以前的人们，对于三种货币形态的认识。 

（一）铜钱使用的弊端及明代人士的对策

在传统中国，总体上看，铜钱是“一个一个”地使用。一个铜钱作为一个基准货币单位流通，在民众生活中，服务于日常交易购物的需要。从魏晋南北朝开始，铜钱的计数形成了“千钱一贯”的规则。然而，这种计数层级上的改进，并没有解除铜钱流通中的困难，倘若支付1贯铜钱，就是1000个铜钱的堆积，重量也是1个铜钱的1000倍。这样，纸币诞生之前，在商品物资的组织和调配上，黄金和绢帛成为大额交易的手段，服务于大额交易和远距离交易。服务于大额和小额交易的货币结构，秦汉是黄金与铜钱的组合，魏晋南北朝直至唐代是绢帛和铜钱的组合。

从长期历史动态变迁来看，铜钱使用的弊端反映在单个铜钱的制度设定上，主要体现为“轻重之制”和“直当之法”。宋代的林駉称，自从公元前524年单旗提出“子母相权”原则以后，“后世于是有轻重之制，有直当之法。由周而唐，迭更迭变，而民病之”。

（二）官方纸币使用的弊端及其命运

纸币是在唐宋钱荒的推动下，凭借造纸术的改进因时而生的。纸币的主要优点有二。第一，便利大额交易。在宋代经济文献里，多将纸币当成“轻赍”的财货内容。第二，突破了实体货币客观存在的数量限制，解决了货币供给不足问题。

从价值维持机制以及购买力稳定的保证机制而言，纸币与铜钱不同。铜钱价值的稳定在于“平准”其与商品的关系，纸币价值的稳定在于“称提”其与铜钱之间的关系，让纸币成为流通中客观需要的铜钱适度数量的符号。南宋戴埴称，“予谓钱与楮尤权衡也，有轻重则有低昂，分毫之力不与焉。盖钱与楮皆本无用，可以贸有用之物，则人用之……故言钱则曰‘平准’，所以见有是钱，必有是物而后可准平也。钱多易得，则物价贵踊，此汉唐以后议论也。自商贾惮于般挈，于是利交子之兑换，故言楮则曰‘称提’，所以见有是楮，必有是钱以称提之也。楮多易得，则金钱贵重，此绍兴以后议论也”。铜钱和纸币两种不同的货币形态，其价值稳定机制完全不同。

（三）白银使用引起的对立与影响

关于明清时代白银使用的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从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和今天的研究视角来看，白银的海外供给影响了中国明清的货币主导权。第二，要求基层百姓使用白银缴纳税收，白银的难得致使民众因货币原因导致贫困。第三，就国内白银的阶层占有来看，富商豪强仅仅凭借白银的占有便可威胁中央的权威。

铜钱、纸币和白银三种货币形态，瑕瑜互见、各美其美，如何建立合理的货币组合来满足明清中国的经济需要和体制转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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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货币使用方案与本位制度

面对官方完好铜钱供给的不足、大明宝钞无限制发行致价值急剧贬损的局面，实际上明朝的精英人士一直在构建一个他们自身认为合理的货币组合。

与“重钱轻银”的双币种组合论相比，银、钱、钞三种货币的结构性使用方案，更加具有启示意义。我们以明代中期邱濬的结构性货币方案和明代晚期钱秉镫的货币组合论为代表，来考察明代思想家关于货币结构性使用的思想。

（一）邱濬的结构性货币使用方案

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起开始活跃于政坛的政治精英邱濬，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十一月，孝宗弘治皇帝刚即位三个月，便在68岁高龄呈送了《大学衍义补》，其成为影响明清国家治理原则的官方教义，其中的《铜楮之币》提出了一个完备的结构性货币使用方案。

他认为，“以法治民之形，可行于一时，不若以理服民之心，可施于悠久也”。从这个治理理念出发，他提出了具体的货币方案：（1）白银与钱钞相权而行。（2）铜钱和纸币的数量与比例调控。（3）白银价值基准地位和使用边界。

总之，邱濬提出的货币方案，是一个以白银为价值计量基准，以宝钞纸币和铜钱“通行上下”充当流通货币和支付手段的结构性货币方案。他称，“宝钞铜钱，通行上下而一权之以银，足国便民之法”。白银并非完全不能流通，只是10两价值以上的交易方可使用白银。关于这个方案，他称，“臣愚私见如此。盖因其可行不可行之两端，量度以取中而取裁于上，非敢自以为是而辄变成法也”。分析起来，他的“量度取中”也存有疑问。一是铜钱与宝钞相互收放替代的数量调整，将实体货币的铜钱和纯粹价值符号的纸币同等看待，既违背历史经验，也缺乏现实基础。因为铜钱与白银的币值要摆脱币材的影响违反经济规律。二是白银的官定使用范围仍然需要严厉的法律来维持，与西方本位制度下的自由铸造制度相区别，可行性存疑。

（二）钱秉镫“三者相权”的货币组合方案

与邱濬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在白银已经取得根本主导货币地位、明朝统治日显疲弱的情况下，生活在明朝晚期的安徽桐城文学家钱秉镫（1612—1693），从挽救明朝危机、解决白银使用所带来的货币问题出发，在其《钱钞议》中提出了颇具特点的货币组合使用方案：（1）铜钱使用的问题和改进策略。（2）纸币使用的必然性及改进方法。（3）白银使用规则与货币组合方案。

钱秉镫分析了铜钱流通存在的问题，肯定了纸币出现的历史必然性，认识到“白银时代”白银使用的不可阻挡之势。从对白银使用“立法定制”的货币思想出发，他提出了详尽具体的银、钱、钞“三者相权”而行的货币组合使用方案。这个方案，包括三项主要内容：（1）银、钱、钞三者之间的比价。（2）货币使用的边界和原则。（3）“银钞循环”机制的特别设定。

（三）结构性货币方案与本位方案的区别

从历史的延长线上看，与转型期西方的本位制和“一国一通货”相区别，邱濬和钱秉镫提出的结构性货币使用方案所体现出来的货币思想，表明他们仍然在“白银时代”的“有货币无制度”的限度内徘徊。没有类似西方转型期货币的法治和民主治理，结构性货币使用方案就不可能自发地升华为本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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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私票”盛行之秘与信用货币的制度机制

在明朝官方标准铜钱不能有效供给、白银又为政府财政主要聚集的情况下，明清中国的货币思想家又以民间商业和金融机构使用民间票券的经验，提出推行纸币的主张。其中，民间私人纸币与官方纸币隐含的不同制度机制，对于我们认识明清中国何以无法建立全国统一的信用货币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里以明末陈子龙、清初陆世仪的思想为中心，进行典型分析。

（一）陈子龙的纸币论与民间纸币存在的根据

陈子龙（1608—1647）是明末重要的士人组织复社的主要组织者，活跃在明末舞台的政治家、文学家。陈子龙在他所作的《钞币论》中，就纸币的产生及其优势、官方纸币流通机制的转变和民间纸币盛行的逻辑进行了透彻的分析：（1）纸币执行货币职能的优势。（2）纸币价值维持机制的转变。（3）民间私人纸币存在的根据。

（二）陆世仪的“银券论”与信用货币机制

明清之际的陆世仪（1611—1672）未曾入仕，但他并未沉浸于闭门论道，始终不改经世济民之志。他关于货币问题的思考，既有关切时代主题的深邃之处，在比较视野下，也显示出与同时代欧洲因整体制度不同而在货币思考方向和解决方案上的差异。

（三）民间纸币与官方纸币的不同机制与性质

民间私人纸币与官方纸币隐含不同的制度机制：

第一，不同的担保机制。民间纸币依托准备和抵押品的信用机制，属于民间私人信用货币，而官方纸币凭借国家强制力来发行，成为纯粹的国家纸币。从社会影响面来看，钱票失去信用的受害面相对较小，而官方纸币波及全国，没有制度约束的纸币超发，将给整体社会和民生带来冲击。

第二，不同的关系模式。在私人民间纸币条件下，会票、钱票的发行者和使用者之间作为市场主体，处于对称平等的地位。他们双方按照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自愿地发行和使用民间私人纸币。专制集权体制下官方纸币的情形是，官方纸币发行主体官府及其官僚队伍与使用纸币的民众之间不是平等互利的关系，而是统治和被统治、奴役和服从的关系。

传统中国的纸币使用实践表明，要将民间信用货币性质的私人纸币发展为“一国一通货”体制下全国一体化的信用货币，在专制集权体制下绝无可能。这不仅与微观经济主体传统钱庄是否可能转化为近代银行有关，更取决于整体社会制度是否能从专制集权下的君主-臣民关系转化为近代宪法与民主体制支持的国家-公民关系。专制集权下民间金融和商业主体的民间信用货币，不仅不会自动地发展为国家一体化的信用货币，还会时常因为国家权势的介入而被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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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明清中国面临的铜钱、 纸币和白银货币环境表明, 三种货币形态各有自身的优势和缺陷, 任何单一的货币形态都难以解决当时的货币供给和流通问题。从货币形式的支付便利来看, 铜钱、 纸币和白银并存互补流通的历史经验, 在今天数字货币登场的时代背景下, 为纸币、 存款货币与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的互补并存使用提供了启示。

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困局, 在充分解读三种货币形态各自特征的基础上,明清货币思想家设计了铜钱、 纸币与白银多元并存互补使用的结构性货币方案。尽管他们利用自身的智慧, 对价值基准、 各种货币形态的使用边界和必要的货币规则进行了系统的设计, 但从性质上看, 各种货币形态没有通解的价值决定机制, 属于分轨并存流通, 与近代西方走上 “一国一通货” 道路的本位制度方案形成本质区别。

在铜钱供给不足、 白银导致中央货币控制权旁落的情况下, 货币思想家期望借助 “会票” “钱票” 之类的民间信用货币的经验和机制, 实现全国一体持久有效的纸币流通。然而由于担保机制和关系模式的制约, 在专制集权体制整体制度没有变革的情况下, 基于宪法体制和民主精神的近代国家层面的信用货币不可能出现。其根源在于微观主体层面的近代银行活动的缺乏, 以及宏观层面上权利义务对等的国家 - 公民关系尚未建立。明清中国面对复杂的货币困局, 在政治制度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情况下, 主导货币便无奈地委诸自然形态的白银称量货币。而由于白银的有限性和使用不便, 便形成了事实上的白银、 铜钱和民间私钞 “多元复合并存互补流通” 的货币格局。对于三种货币的比价和相对地位, 各地进行了自律的解读。较之同时代西方基于本位制度和信用货币的 “一国一通货” 制度, “白银时代” 明清中国的货币格局体现出 “有货币, 无制度” 的典型特征。而 “一国一通货” 在中国的实验，要等到 “白银时代” 结束的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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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思想史学刊》

版面编辑｜刘嘉璐

责任编辑｜李锦璇、蒋旭

总监制｜朱霜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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